2016年以来，我国减税降费的力度一年大过一年，尤其是去年受疫情冲击，政策力度达到空前水平。实施的7批28项减税降费措施中，既有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的应急措施，也有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困难行业的措施，还有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集中发力，再加上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的翘尾减收，确保2020年新增减负规模超过2.6万亿元。2021年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促进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助力高质量发展。
连续多年的减税降费取得了明显效果，也实实在在地减轻了企业负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宏观税负已经降至15.2%，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近五年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连续开展了五次企业成本专题调研，每次都收到了1万多家样本企业的问卷反馈，其中有不少是小微企业。从调研结果来看，企业对以减税降费为主的系列降成本措施的评价总体是好的。有些企业有强烈的获得感，也有一些行业和企业获得感相对不强。
毋庸置疑，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覆盖所有企业。从减税降费政策产生的效果来看，理论上有一个“临界点效应”。以盈亏临界点为基准，所有企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盈利能力强的企业，远离盈亏临界点，抗风险能力强；第二类是处于盈亏点边缘的企业，很脆弱，各类因素稍有变化，可能变亏或者变盈；第三类是严重亏损的企业，也是远离盈亏临界点，若连续亏损就可能被市场淘汰。减税降费政策对上述三类企业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获得感最强的，是处在盈亏边缘点的企业，因为减一点成本负担也许就从亏损变成盈利，就能够“活下去”。对于盈利能力很强的企业来说，减税降费政策的边际效应很低，企业感觉不会太明显。对于严重亏损的企业来说，由于已经面临被淘汰的局面，减税降费的力度再大也可能“救不活”，所以这一类企业的获得感也不强。
然而在不同时期和经济形势下，处于盈亏边缘点的企业数量是不同的。如果经济缓慢下行，这类企业数量较多，政策整体的边际效应则较大，有获得感的企业自然就较多；一旦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导致亏损企业相当多，减税降费带来的获得感就不会太强。因为经济下行带来的成本上升、需求萎缩以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都会大大对冲掉减税降费的正向效果。除此之外，在我国当前的增值税相关制度安排下，减税对于亏损严重的企业而言，其意义并不是太大，可能主要对企业的流动性构成影响。总而言之，任何一项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不同企业的帮助以及企业产生的获得感都会不尽相同。
需要强调的是，减税降费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同样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规则。凡面向市场竞争，总会有一些企业胜出，一些企业被淘汰。对于即将被淘汰的企业，若让其长期拥有过多的政策获得感，可能就会与市场优胜劣汰的运行机制逆向而行，从而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宏观政策应当是在不妨碍市场基本功能的前提下稳定和调节经济运行，避免大规模“倒闭潮”，而不是让所有企业都有均等化的获得感。因此，我们应对减税降费政策开展实证检验，并不是减负“总量”越大越好、覆盖面越广越好，而是应关注政策的宏观精准性和可持续性，注重从宏观层面、整体层面以及跨周期层面来对政策效用进行综合评价，不能仅仅针对某个阶段、某些行业企业的调查就得出结论。总之，对政策的评价，需要采取辩证统一的方法，既要观察微观、看到树木，更要着眼宏观、看到森林，而不能一概而论、大而化之。
相比之下，我国2021年对减税降费的目标、规模没有明确的表述，但一直强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要求将以往的制度性减税降费措施落实到位。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则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为此类市场主体数量众多，也是就业机会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可以肯定的是，制定一系列面向小微市场主体的减负政策，让其拥有更多获得感，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创新动力，有助于为我国经济稳步复苏、持续向好注入更多确定性。
